农业专家胡靖谈超级稻争议

　　人物简介：

　　胡靖，1964年生于四川宜宾，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,现任华南师范大学“三农”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,教授。曾提出“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个伪问题”“比较优势理论误导了国家的农业政策”等，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关注。

　　对于粮食安全问题，胡靖总是忧心忡忡的。每当讲到自己觉得重要的观点，他都会叮嘱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：“这个观点你要写下来，你们媒体有责任提醒政府和民众注意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。”

　　胡靖非常重视乡野调研，他关于粮食安全及“三农”问题的很多研究成果，都是一次次田间地头的考察累积而来。为此，他开了门社会调查课，还每年组织学生到农村做一次为期一周的住户调研，为的是“让学生们的双脚踩在中国最底层，全身心地融入到村庄的环境里面去”。

　　粮食安全的缺口越来越大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近日，隆平高科的超级稻在安徽出现大面积绝收，再度引发农业界对粮食安全“重产量不重质量”的反思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　　胡靖：一个新的品种，对水源、气候、肥料和农药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，只有跟它们匹配才能够达到增产的目标。如果不匹配，就会使产量大打折扣。新品种的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风险，这在实验室里可能不存在，可一旦推广，就会显现出来。所谓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湖南某地实验成功了，但在安徽就不一定行了。从实验室成功到推广应用还有很长的路，这就很容易产生风险，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。所以，国家在推广一项农业新技术的时候，一定要以谨慎、科学、系统的态度来对待。

　　就像这件事一样，在粮食安全问题上，单纯强调产量的问题确实很严重。比如为了追求高产，大量使用化肥，短期内可以把产量提上去，见效很快。但长期看，会恶化了生产环境，降低粮食的品质。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咱们的粮食安全总体是个什么状况？

　　胡靖：有这样一组数据，去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12100亿斤，实现“十一连增”，但粮食进口总量却在逐年增加，去年其实已超过1亿吨。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糖、棉、肉、食用油的进口额早在2012年就突破了200万吨，大豆的进口额去年更是超过7000万吨。

　　在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，各级政府、各个区域，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，一直没有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市场化、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关系，进而使得我国整体上的粮食安全缺口越来越大。中国的发展，由此出现了粮食安全基础不牢的问题。这是一个长期的隐患。

　　改变竭泽而渔的粮食生产方式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，提出土豆作为第四主粮，这个提法是基于怎样的背景？对比国外，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？

　　胡靖：一些欧洲国家如俄罗斯，一直把土豆作为主粮，这是他们的资源禀赋和饮食习惯决定的。但中国从未有把土豆作为主粮的历史，或许在一些极端贫困地区是这样。北方的老百姓一般是以小麦为主粮，南方则把水稻当主粮，后来玉米成为第三主粮。

　　现在提出来把土豆作为主粮，我的判断是，现有的主粮结构可能出问题了，其中主要是小麦的生产出问题了，特别是华北地区。下一步国家可能对华北地区施行一些休耕制度，以恢复、保护其越来越脆弱的农业生态环境。这可能导致小麦、玉米产量下降，粮食进口继续扩大。但国际市场很不可靠，这个缺口怎么补？国家如何继续增加和保障粮食供给？可能就是在此背景下，农业部才有土豆作为主粮的考虑。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但不是上上策。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您刚才提到华北地区粮食生产可能出了问题，是什么问题？

　　胡靖：华北本就缺水，很多地方是靠抽地下水来灌溉的。我曾去河南、山东等地调查，问农民万一水抽不出来怎么办？农民还笑说：怎么可能抽不起来？但去年旱灾，河南驻马店、商丘等地的地下水就抽不起来了。此外，城镇化、工业化又在争夺耕地和水资源，导致各地农业生产潜力迅速下降。

　　华北地区就像一匹老马，已经驮着中华民族跑了几千年，可在历史上基本没有休耕的概念。尤其是近30年，国家通过价格手段，不断刺激农民生产粮食，农民就拼命使用化肥、农药、机械，拼命打井。产量是提升了，但土壤肥力不断下降。地下水越打越深，有的地方甚至打到几百米深；同时，化肥的使用效率越来越低。这完全就是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，最后会导致华北地区整个生态崩溃。所以，必须改变这种“鞭打快马”的政策，改变依靠价格的简单、粗暴方式。农业政策一定要关注可持续性。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那么南方呢？

　　胡靖：南方地区经济较为发达，但普遍是“土地换增长”模式，最优质的耕地，由于交通方便，地势平坦，大多被占了，变成城镇、开发区，把水稻的生产赶往丘陵山区。这样的趋势现在还没有得到遏制。所以，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也在削弱。

　　比如，成都平原本来是中国最优质的水稻产区之一，本身水土条件很好，再加上有都江堰工程，粮食产量很高，但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工业化、城镇化掉了，导致整个四川每年粮食缺口500万吨以上。一亩水稻一年大概2000元的收益，如果搞成开发区，可能每年租金就10万元，那为什么不去赚钱呢？对于发展饥渴的地区来说，这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您说价格调控不是好的手段，但低粮价又无法让农民积极生产，就像古时也有“谷贱伤农”的说法。您觉得应该怎么办?

　　胡靖：目前粮食安全的问题并非价格问题。我们粮食生产主产区，尤其是华北地区，一直在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。国家以价格手段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，过去基本达到了目标，却牺牲掉了农业的可持续性。水、耕地等主要的农业资源，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沉疴缠身。

　　因此，中央政府应重新强化“负责制”，促使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海南，加上京津沪等所谓的主销区，重新承担起粮食生产的责任，分担主产区的压力。我国农业资源非常有限，区域之间的腾挪空间很小，各区域一起努力，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粮食安全水平。否则，少数主产区压力越来越大。一旦华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出现问题，发达地区就会地动山摇。

　　转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隐患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转基因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，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“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、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”。您怎么看转基因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关系？

　　胡靖：转基因技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粮食产量，这有很多争议。现在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不是品种问题，更不是转基因的问题，而是当下粮食政策、农地制度的问题。以广东为例，从数据库的计算结果看，亩产对广东粮食产量下降的影响不到25%，就是说，转基因技术充其量能解决这25%的问题，还有75%呢？耕地面积下降，在播种结构上农民不种植粮食，改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……这些才是目前我国粮食安全的普遍问题。如果把主要问题撇在一边，粮食安全形势就会更加严重。

　　《环球人物》：现在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争议，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议？

　　胡靖：转基因从技术层面来讲，它是否安全可靠？尽管有很多科学家出来进行所谓的科普，但远没有消除民间的疑虑。转基因技术，在科学家和老百姓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，有没有问题只有科学家才知道，甚至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，科学家本身是不是一定就值得信任呢？尤其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科学家，他们完全可能通过隐瞒某些重要生物技术信息来获得暴利。这不是没有先例。

　　而且，转基因技术如果运用不当，会给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长期的隐患，这是灾难性的。比如如果国家不予以保护、控制，我国传统的东北大豆以后可能全部被转基因大豆取代。从短期来看农民、农场主、跨国公司的经济效益可能很明显，但长期看来，中国会失去大豆的生产主权。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依赖，不仅品种对它形成依赖，而且和这个品种配套的生产条件也会产生依赖，包括化肥、农药和整个灌溉设施。这几乎是不可逆的。就像印度棉农一样，转基因棉花在印度的产量很高，但含专利费的种子很贵，对水、气候、对资本的要求也很高，棉农还要贷款。一旦遇上不利的气候因素、水源因素，棉花产量下降，还不上贷款，棉农就只有自杀一条路。印度从1997年至今，已有20多万的棉农自杀。因此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，保护我国粮食的生产主权非常重要。